在我国，律师和法官、检察官一样，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，且都有各自的职业化标识。对此，公众熟知的有法槌、法徽、法官袍、法官服以及检察服、检察徽章等。而与此相匹配的律师袍和律师徽章，因为律师穿戴少，公众见得就更少，认知度明显不高。

规定律师出庭着袍，看似只是一个形式，但承载的意义重大。它标志着律师职业的相对独立性，能够提升律师职业形象，提高律师的责任感，也有利于维护法庭的尊严。尤其在刑事案件庭审中，律师着袍出庭，更能彰显控辩双方的平等性。但律师出庭不愿着袍，并非对自己职业的不尊重、不认同，关键在于律师袍“水土不服”。作为一个舶来品，律师袍起源于欧洲，由欧洲体现上流社会身份的长袍发展而来。在英国，律师袍是身份的象征，不但出庭时穿，还可在庆典等重要场合穿。尽管长袍在我国曾延续了几千年，但基本与身份无关，而且自近代以来，长袍除了在宗教领域得以沿袭外，基本退出了普通人群的生活领域，早已不适合人们的日常着装要求。

因此，律师不愿着袍在外行走，只得到法院再进行换装，如何携带、到哪更换就成了现实问题。而且，根据现有规定，若着律师袍，里面必须穿衬衫才能打领带，更何况毛料袍子夏天穿着还不舒服，在海南等全年气候偏高的地方更是如此。诸多不便与不适，使得大多数律师消极对待出庭着袍。其实，律师袍只是律师职业标识的外在形式之一，说白了就是职业装，不管这种职业装是长袍还是西装，其所承载的内涵并不会因此而改变。如果这种外来的职业装在行业内部认可度不高，表明它与国情不相适应，就需要进行改良。我国的法官服、检察服不也是经历了多次改良吗?

对律师袍的改良，既要体现律师职业的特色，更要融入更多的人性化因素，考虑律师着装出庭的可操作性。到那时，再对出庭不着律师袍的律师进行处罚，就不会陷入“法不责众”的境地，律师职业的法律共同体属性将会更加凸显。